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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自由论坛:城市的收缩与扩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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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9月26日上午,由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和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的2016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--自由论坛十八“城市的增长和收缩”在沈阳新世界博览馆505展厅拉开序幕。论坛吸引了百余位城市规划专家、学者、同行等对城市的增长和收缩问题的关注,并就城市收缩的定义、现象、特征、判定标准和规划应对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。

主持人之一张京祥教授(学会常务理事、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) 

首先介绍了此次论坛议题,包括:1)中国城市发展增长与收缩的环境、趋势与挑战;2)中国城市收缩的特征与机制;3)西方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; 4)中国的城乡规划如何适应增长和收缩的双重压力。张教授提出了中国城市收缩的特殊性,即空间膨胀和人口流失两者并存,比西方语境更复杂、更多样化,这要求我们需要从多角度和多视角讨论城市的增长和收缩问题。

主持人之一李郇教授(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院长、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)

认为收缩在中国是一种新的现象,要明确其科学问题,其一是收缩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。收缩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长期问题?短期问题?还是周期性问题?这需要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。长期问题将引起城市衰败,城市生命周期性理论涵盖了其研究,认为收缩是短期问题,如果走向衰败,是城市生命周期性问题,如果实现城市转型、再发展,城市走向新一轮城市增长,所以我们要研究处于转型时期的现象和问题。其二,和现有的理论的关系。例如核心-边缘理论,边缘出现的衰退是什么,如果是,则符合核心-边缘理论。例如与郊区化理论的关系,郊区化引起城市中心的衰退,如果是,则应属于郊区化的范畴。关于产业机构调整,克拉克的产业结构理论,收缩研究的对象是针对这种短期衰退的空间现象,这凸显了收缩在时间和空间的识别尤为重要。如何识别收缩很关键。城市收缩是在资本全球化下的结果。在物质空间上,体现资本存量的闲置和空置;在生产、生活方面,表现为城市活力的下降。在收缩期间,代表物质空间的土地资源仍存在增长,但有活力的空间却在减少,这两者之间存在反向。近期,我们采用夜光和遥感数据,对东莞市的增长和收缩的空间进行识别,具有一定的可行性。面对收缩,在规划应对上,要采取精明发展规划,十分赞成陈鹏等提出的以指标为导向的传统规划应进行转变。

李志刚教授(学会理事、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)

阐述了收缩城市的国际新进展与启示。在国外,“收缩城市”的概念在七十年代,已在德国、俄罗斯等国家提出。西方文献多侧重在“何为收缩”,包括其概念、内涵和判定标准。“收缩”是包含经济、人口、地理、社会和物质的多维过程,与各个城市与国家的社会物质环境有关,如美国更注重去工业化。主要讨论的议题有尺度上移、类型、长期性、不可逆化等。可见,收缩的判定标准仍未达成共识。在应对策略方面,讨论了冲击“增长主义”,治理粹片化、缺乏经验等。同时,该议题存在悖论,即在收缩的城市,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不降反升,因此,收缩产生的社会效应仍有很多争论。在规划上,提倡合理精简、社会公平、综合治理等对策。在未来展望上,认为在新常态下,应更关注类型和生产机制,注重地方性特点;接受现实,应对收缩,认识收缩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;开展国际比较,与中国对比,开展特色。

龙瀛博士(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研究员、收缩城市研究网络创始人之一)

汇报了收缩研究网络过去一年的重要研究成果。研究成果上,从人口密度视角,在新的数据环境下,挖掘了中国180个收缩城市。研究著作上,出版了两本专刊,今年5月份举行了第一届收缩城市会议。未来将更加关注城市的增长和收缩这个议题是否存在矛盾。由于行政城市与实体地域存在差异,如何定义中国的城市系统显得尤为重要,这也要求我们要在新的数据环境下定义什么是收缩。

陈鹏博士(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)

认为新常态下,经济增长放慢,城市发展变缓,城市发展将走向分化;增长和收缩是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,无可回避。然而,城市收缩不等于收缩城市,城市收缩有可能是城市内部结构调整,收缩城市则是城市整体收缩。收缩既是现象,也可以是手段、策略,但衰退只可以是现象,收缩是摆脱衰退的利器。在中国,研究“相对收缩”有更大的价值,但收缩的空间范围如何界定值得探究。他认为东北三省过往太依赖政策性资源,未来应如何应对收缩值得探讨。当前这种依赖行政手段改变人口格局,将复杂问题简单化,经济问题行政化,治标不治本,把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。东北的未来发展策略建议采取改变计划经济体制,换体制、换机制、甚至换人(吸引全国精英)等策略。未来的规划应对需要超越城市目标和行政目标,要以人为本:尊重和保障人的权利(自由和发展)。收缩城市提升空间,收缩空间提高品质,收缩行政权利市场才会更自由。

周恺博士(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)

致力于收缩城市的西方研究进展。在回顾西方城镇化文献的时候发现收缩城市的出现,关注点包括时间、原因(结构性收缩)、现象的界定。西方城市收缩的成因主要是:经济和人口衰退,丧失城市性,城镇化的车轮出现“卡轮”,受到了严重的阻碍,遇到的阻力空前增大。在规划应对上,分为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,包括城市运营、城市更新,文化更新等。他认为在西方研究中已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自内而外“现象+机制+对策”的理论框架。周博士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的比较中国在过去10年的人口移动,预测城镇化发展趋势。提出了几点未来的研究问题:1)观念转变,“增长主义的终结”消除恐惧;2)收缩的城镇中,土地可能“回归自然”?3)规划怎么做,不是存量规划,也不是减量规划。4)建立 “紧-缩” 结合的城镇化模式。

王兴平教授(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秘书长、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)

认为空间收缩好比减肥和增重,是精明收缩,投入侧的收缩,更好的发展,人力,资源稀缺,收缩是长期贯穿的一个现象。收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:空间和要素。从领域上,收缩分为三类,第一类是城市收缩:1)资源型城市,资源枯竭,资源供应变化,2)技术周期变化,3)体制变化,如边疆地区,这三类城市出现收缩。第二类是乡村收缩:贯穿城镇化的,乡村的收缩一直在发生。第三种是产业园区收缩:过分依赖改革开放的发展路径,收缩的原因:1)要素投入引起的收缩,招商引资招不来,还有可能被招商的局面,资本变化,外来人口变化,劳动力资源供应不足,2)替补性因素,房地产替代,打着产城融合的口号,发展房地产经济,实体经济受到威胁,3)两转,海外转移+自身转移。海外转移,主要是江苏一带的产业园转移到非洲地区,目前海外的要素配置跟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要素配置一样,非洲、南亚、东欧是中国开发区的缩影。自身转移是指转型,即开发区转型。针对如何应对收缩,王教授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武器,产业园区发展的角色十分重要。经济收缩要想办法解决,空间收缩是可以克服的。防止经济规模的大规模收缩,但不是简单的精明收缩;积极合理高水平再开发,更新产业园区的发展机制,但要防止以空间引导发展。过剩的土地、空间资源应变成空间宏利,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更好地被激活。

张伟(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副院长)

认为研究收缩的目的是防止收缩现象大规模出现。在规划应对上,政府应当研究空间绩效评估,传统规划只注重增长,但空间资源禀赋使得空间存在差异。另外,传统规划过多强调以人口来引导空间规划发展,导致人口价值是收缩了,但人口数量、人口规模都在增长;故应反思规划审查机制,重新认识人口、用地、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。 

吴康博士(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)

认为,若将时间尺度拉长,在不同的空间尺度,位序可长可落,增长与收缩存在绝对性和相对性。提出当前中国的收缩城市研究中存在以下几点疑惑:1)欠发达地区的局部收缩,这一现象是收缩还是说是城镇化进程?2)特大城市收缩,各种综合要素外迁,这一现象是属于中心区衰退还是收缩?;3)工矿业城市的衰落和收缩,如石家庄,主城区和矿区逐渐呈现独立的局面;4)行政区划调整下,有些城市或地区人口下降,有些城市却增加,这一情况又如何?;5)乡镇尺度收缩。因此,空间尺度上的判断十分重要,如何界定收缩是首要课题。在中国,归纳收缩城市的现象、表征,要与西方语境有所区分,基础设施空置、废弃、空心村、郊区房屋空置,这些现象算不算收缩?东北城市是较符合西方语境,但是不是就是一定是收缩呢?收缩城市在中国的定义要更符合中国的国情,实体地域和行政体系的二元割裂,城市地域的界定,需要多维数据进行验证。

黄鼎曦博士(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)

认为应从空间结构入手研究,即城市形态、网络组织、内生制度(文化等)。中西方对收缩定义的语境存在差异,例如在西方,建成环境(the built environment)中对应的要素是人口(population),人口发展则需要住房(housing),但在西方城市, 住房所需要的面积很小,多以别墅为主,房子很容易取代。因此,收缩较容易联想到衰退。在制度层面,中国土地制度的特殊性,存在和产生很多非正式的建设和发展,人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周期波动,城中村人口,人口流动活力 & 消失收缩。政府介入,人口再次回流。王博士还提出,在研究方法上应有所创新,当前城市居民的不动产登记是一个很好的新视角,再加上夜光数据,可以很好地从人口和住房角度判断收缩。在规划应对上,西方多以财政手段;而在中国,仍需要改变其土地储备制度。

姜鹏博士(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信息室主任)

强调规划的科学性,我们尊重和认识城市发展规律,认识和尊重收缩也很重要。城镇化的动力,是城市创造了就业机会,创造了人的生存空间,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。产城融合不是空间问题,需要在一个宏观尺度,在全球化背景下,研究产业集聚的动力是什么?城镇发展的动力?产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,产业转型升级意味着有新的城市地区诞生,也有可能某些城市地区被取代,因此,城市发展不是线性的,是螺旋形上升,动态变化的。从信仰角度,为什么城市在收缩下,人的幸福感提高了,人依然愿意留下,大多是因为文化要素、集体回忆等影响,因此,好的人口政策才留住人才。未来应对上,鼓励体制、机制创新,例如空间宏利能否传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利器,例如多余的空间能否和别的城市置换等。然而,当前城市空间掌握在不同部门手里,规划师无法统一意见,多规合一是克服这一障碍的重要抓手。应对收缩城市也许是城市升级、去工业化的重要推手。城市发展模式需要改变,虚拟空间发展迅速,城市发展将会发生改变,面对不同危机要有统一的应对。

陈小卉研究员(学会理事、城市生态规划委员会秘书长、江苏省城镇化和城乡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)

认为,对于城市是否走到城市收缩的阶段存在一个疑惑。从江苏整体发展情况看,应如何判断是否收缩。目前,江苏是增量与存量并存发展的。从整体来看,收缩是否应该把城乡放一起来看。比如华南的乡村我们做了调查有40%空心,像江苏的城市有60%的城市化率,人口依旧在集聚。城市收缩也许体现在乡村空间,在乡村的收缩也是有选择的收缩。在当前的城市发展,到了平稳发展阶段,开发区会是优先收缩的地方,现在在谈新城的完善;收缩体现在园区,会体现在生产性。比如江苏市外向生产性企业,伴随外资的转移,工业用地在收缩,结构性收缩。也有学者讨论特色镇是产业发展的新引擎,还是镇的优化发展?但这都说明了某些点在集聚资源上是增长的,亦说明当前城镇乡之间存在一些新的平衡点。在生活、生产、生态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。在生产、大制造时代,慢慢将生活空间、生态空间、消费空间往上提。从规划上讲,像增长、收缩并存我们怎么来适应这种双重压力。但也有人质疑,我们提出来的建筑效益分析、关键节点分析,然后有很多闲置用地,这些用地如何再利用恢复活力?西方有做过把沿街地方开放,作为活力激发,也是一种方法。所以针对闲置用地应该怎么做?更新的业态是什么,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。从我们角度,规划需要把握的是:以往大制造阶段是城市往外推,现在的更新是新的规划红利阶段,如果解决城市病问题。所以我们在江苏提出两个圈打造,一个是五分钟便利圈,一个是十五分钟的生活圈,主要都是完善公共服务,引入日本经验,完善适应居民服务便利店、标示、借助站等;另外一个是老龄化的应对,江苏是省份里老龄化较为严重的。城市整体结构老化中,是否需要考虑老龄化社区服务、交通无障碍改造、街道化改造,把尺度往回缩小。第三个,关注园区的转型,向新区的转化。从空间尺度上,比较成功的案例是苏州工业园区的转型,包括苏南的自主创新园区,就不像以往的园中园套面积,现在更强调生产、生活的结合。

最后,南京大学崔功豪教授(2016年中国城市规划“终身成就奖”获得者之一)做了总结发言,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城市增长和收缩的三个研究方向:第一点,在学术界要明确提出和承认“城市在收缩”这一命题。将城市增长和收缩放在一起讨论是认识和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,并响应了中央的城市工作会议;第二点,需要辩证地认识城市收缩。收缩不是一个负面的单词,收缩是一种现象,是城市发展周期中的必然阶段。我们需要判定哪些内容和方面在收缩,哪些空间在收缩、哪些在增长,要求我们需要用辩证思维思考。收缩不是一个简单的下滑。承认收缩,是我们认识城市的发展规律的过程;第三点,未来的规划应对要注重精明增长和精准发展规划。建立体系评定和反应收缩的程度。要把收缩问题与当前的城市问题相结合,如经济全球化、中心城市、乡村空心化等,也要把现象与城市发展的政策相结合,体现增长和收缩的科学价值。

(以上内容根据现场听录整理,未经嘉宾审阅,如有错误,敬请谅解。)

 

来源: 微信公众号“SYSU城市化研究院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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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人居署主任:对自发城市化说不 2016/12/27

联合国副秘书长、人居署执行主任华安·克洛斯站队规划城市化,认为自发城市化道路行不通,并对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在重走发达国家的旧路感到担忧。他曾任巴塞罗那市市长,此前从事城市相关工作近30年,具有丰富的城市管理经验。他认为,只有规划城市化才能使城市真正发挥城市化的优势,成为创造财富、就业的源泉,共存包容、文化交流的理想之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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